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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就业优先，要理顺四个机制******

　　作者：梅伟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副主任）、邵頔（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高校毕业生已经成为新增的就业主力。确保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受教育者顺利实现从校园到职场过渡的关键事件，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必要理顺以下四个机制。

　　构建适应需要的能力发展机制

　　2022年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结构转型重塑全球就业格局，创造以人为本的体面工作将成为更加艰巨的挑战。”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将有很大可能性被人工智能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报告通过分析自动化浪潮下不同国家11个行业大类的岗位需求变化，指出至2030年全球将有3.75亿人口面临重新就业的挑战，需要学习技能，其中中国占1.02亿左右。

　　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大学生的数字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系统思维能力、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合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将就业创业力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才能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转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面向2030和2050的高等教育绘制的六大变革方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是仅仅给高校毕业生传授一次就业或二次就业所必需的技能，而是需要高等教育作出系统性变革：一是提供平等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入学途径；二是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学习体验；三是推动跨学科、学科内的开放与交流；四是为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终身学习的途径；五是构建多样化和方式灵活的综合学习体系；六是以技术赋能高校的教学与研究。

　　搭建共同参与的机会供给机制

　　在新的就业形势下，政府、高校、用人单位等各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共同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高校毕业生群体列为就业关注的重中之重，相继出台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自主创业、参军入伍、学术深造等政策，以人为本，分类引导，不断拓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同时，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释放新的就业潜能。

　　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是根据社会需求调整教育教学培养方案，让高校培养与社会需要接轨，以就业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缩小供需矛盾；二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抓住数字经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契机，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三是进一步加强职业生涯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通过实习、见习、实践和大规模、高质量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高校毕业生为就业做好准备；四是主动联系企业开拓优质用人单位市场，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渠道，提高岗位供需的匹配度和有效度。

　　健全保障帮困资源补偿机制

　　当前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左右，其中不少人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着力完善资源补偿机制，帮助困难毕业生群体顺利就业，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公平。

　　针对困难毕业生群体，一是建立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包括经济资助体系和帮困助学体系，完善就业困难帮扶长效机制和预警机制等，实现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全生命周期关照；二是采取精准指导和精准帮扶工作，实施“一生一档”和“一生一策”，针对就业困难个体开展有效帮扶结对、岗位定点推送等服务工作；三是充分发挥朋辈互助和榜样激励的作用，提高帮扶有效性，提升就业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四是通过提升就业能力、加强招聘服务、提供财政补贴、完善社会保障，重点帮扶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困难群体顺利实现就业。

　　完善就业观念和就业心态调整机制

　　从全球趋势看，就业压力的增大催生了一大批“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正规教育或培训”的“尼特族”（NEET,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 Training）青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大约有16.1%的18～24岁青少年为尼特族，而在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25%。尼特族青年不仅错过了当下的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而且可能对其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较低的就业率和较低的收入、较差的精神状态和较大的社会排斥等。

　　“慢就业”风潮近年来也在我国高校毕业生中兴起。社会和高校应该正视这一现象，一是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营造积极的就业心态，切实帮助学生缓解现实焦虑，切勿好高骛远，同时也避免就业“内卷”，提高抗挫折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精准开展就业指导；四是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家校协同联动，杜绝“懒就业”“怕就业”等现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5版）

美媒文章：欧洲为什么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抗争******

　　参考消息网1月2日报道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22年12月27日发表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安东尼娅·赫迈迪和丽贝卡·阿塞萨蒂的文章，题为《欧洲为什么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抗争》。全文摘编如下：

　　2022年10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出口管制。这些规则寻求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机会，其目的是迅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削弱中国的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

　　新的管制措施大大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希望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力量倍增技术”方面“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但这是有风险的。除非其他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加入（这些国家迄今为止一直不愿这样做），否则，其中一些管制措施不会取得效果。

　　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最初引发了关于现有规则、即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所涵盖范围的困惑，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对一些在海外制造的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由于美国的技术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几乎无处不在，因此美国可以授权或阻止域外销售。事实上，这些并不涵盖半导体制造设备，因此最初阿斯麦控股公司的设备可以不受美国长臂管辖。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也会严重削弱盟国间的信任。关键是，华盛顿可以在它愿意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信任问题并不新鲜。尽管经济上的考虑在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中没有一席之地，但华盛顿对全球技术贸易越来越多的干预引发了人们对保护主义的担忧。

　　阿斯麦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抱怨说，华盛顿偏心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的企业，证据是它近年来大力游说荷兰政府，这导致荷兰拒绝发放对华出口极紫外光刻机的许可。这些抱怨表明信任受到削弱并且人们认为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各国政府处境艰难，因为它们必须确保这样的出口管制措施不会扼杀本国产业。例如，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欧洲或荷兰的单边管控将使日本竞争对手获得优势。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可能正在转向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因为这些企业使用的美国技术更少，因此更不可能受未来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影响。

　　来自中国的收入对许多半导体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尽管美国正在劝说伙伴国减少在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等其他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但欧洲企业担心去全球化的代价。芯片供应链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全球性的、一体化的。如果供应链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谋求自力更生的政策，芯片的成本就会上升。欧洲工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芯片，不仅是在高科技行业，还有正被自动化和数字化改造的汽车等低技术领域。

　　然而，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供应链并不现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